深度┃不良資產行業發展情況最全解析_台灣 奧運 賽程 7 30

核心提示作者：普益君來源：普益標準1、不良資產行業宏觀行業分析2019年，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去杠桿、調結構的背景下，國內經濟仍處于深度轉型中。在經濟增長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影響下，此前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積 作者：普益君來源：普益標準1、不良資產行業宏觀行業分析2019年，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速去杠桿、調結構的背景下，國內經濟仍處于深度轉型中。在經濟增長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影響下，此前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積聚的信用風險、現金流壓力加速顯現。即使監管層持續高壓約束行業規范，不良資產管理規模依然保持增長。1、銀行機構：貸款增速持續增長，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長提速商業銀行貸款增速持續高增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加大。2019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為290萬億元，同比增長8.14%，其中，人民幣貸款余額158.6萬億元，同比增長11.9%，比年初增加16.81萬億元，同比多增6,439億元。2019年，央行的宏觀調控措施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LPR報價機制，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應；二是三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保持市場流動性合理充沛，引導貨幣供給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三是調節境內外資金供需，促發匯率的自動穩定能力，保持內外部貨幣量的均衡；四是積極推進建設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健全雙支柱調控框架；五是完善系統性重要銀行評估辦法及監管規定；六是進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監管規則，促進經濟良性循環。2019年，為了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監管層鼓勵銀行對普惠金融單列信貸規模、實行內部資金轉移定價優惠，加大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支持力度。截至2019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6.9萬億元。其中，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1.7萬億元，同比增長24.6%。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6.5萬億元，同比增長為8.4%。2、不良貸款：規模持續攀升，不良率仍處高位2019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達到2.41萬億元，較3季度末增加463億元，處于近年2022 世界 盃 外圍 賽 歐洲 賽程來高位水平。2015年以來，不良貸款余額復合年化增長率為23%，超過了同期商業銀行貸款復合年化增長率。圖1 2015-2019年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情況數據來源：銀保監會，普益標準整理2019年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86%，與3季度末持平，接近近五年的最高值。2019年，在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金融監管趨嚴的背景下，監管層要求商業銀行將逾期90天以上貸款納入不良貸款，商業銀行資產質量管理壓力增大，致使不良率進一步上升。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國實體經濟受疫情負面影響較大，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存量明顯增加，不良率快速反彈。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2.6萬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986億元，不良貸款率1.91%，上升0.05個百分點。分銀行類型來看，2019年四類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呈逐季增長趨勢，其中國有行和農商行整體高于股份行和城商行。截止到2019年12月末，國有銀行不良貸款余額8,959億元，環比增加475億元；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余額4,805億元，環比增加17億元；城商行銀行不良貸款余額4,074億元，環比增加140億元；農商行不良貸款余額6,155億元，環比小幅增加9億元。圖2 2016-2019年不同類型銀行貸款余額和貸款比例數據來源：中國銀保監會，普益標準整理從不良率來看，2019年中小銀行不良率顯著高于國有行和股份行。其中農商行年初不良率達到4.05%的高點，之后有所回落，截至2019年12月底，不良率為3.9%，仍處于較高水平；城商行不良率全年波動幅度最大，其中前三季度不良率增長較快，3季度末達到2.48%的峰值，截至2019年12月底，回落至2.32%。相較而言，國有行和股份行不良率較低，且波動較為平穩。整體來看，主要是由于中小銀行業務范圍局限、客戶資質相對良莠不齊，導致不良率高企，不良資產處置需求較高。截至2020年一季度，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4,055億元，同比多處置726億元。其中，核銷不良貸款1,921億元；綜合運用以物抵債、資產證券化、債轉股等方式合計處置不良貸款279億元。3、五級貸款分類：不良貸款維持在近期高位2019年末，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總計129.63萬億元，5年復合年化增長率為13%。其中，商業銀行五級貸款方面，正常類貸款占比提升，同比增加0.19%；關注類貸款占比則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比減少0.22%；不良類貸款占比提升，同比增加0.03%。2019年末，商業銀行正常類貸款余額123.45萬億元，關注類貸款余額3.77萬億元，不良貸款余額2.41萬億元。表1 2015-2019年商業銀行貸款余額分類情況數據來源：銀保監會，普益標準整理從三類貸款的增速來看，正常類貸款在2015年至2018年同比增速始終穩定在10%-15%區間內，2019年一季度增速上漲至18.64%，一舉突破前值，至年末同比增速為17.55%；關注類貸款從60%的增速逐漸下降，2017年下半年以來增速維持在0附近，2019年伊始同比增速逐步抬升，至年末同比增速為9.09%；不良貸款余額增速從57%高位下落，在2017年1季度穩定在10%左右，2019年1季度達到近期峰值后大幅下降，2季度的增速為14.21%，但4季度增速呈現抬升態勢，為19.16%，環比上漲2.86個百分點。圖3 2015-2019年商業銀行三類貸款同比增速情況數據來源：銀保監會；普益標準整理總體來看，不良貸款余額增長率在2016年之前增速較快，2016年之后隨著監管加強，不良貸款余額大幅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控制。雖然不良貸款增速在2018年出現了小幅反彈，但是2019年沒有延續該趨勢，全年不良貸款率維持了較平穩的水平。然而，由于關注類貸款增速在2019年顯現出較大的漲幅，同時考慮2020年初疫情對企業營商環境的負面影響，預計2020年不良貸款的增速較大概率出現較高漲幅。4、非銀與非金融機構：信托風險項目數量增加，應收賬款增長提速在金融去杠桿、強監管的宏觀政策背景下，銀行表外資金加速回表，同時平臺公司舉債受限，企業現金流相對緊張，部分信托公司展業較為激進，前期高速發展積聚的風險開始加速釋放，導致信托計劃逾期甚至違約事件增多。中國信托業協會數據顯示，2019年4季度末，信托行業風險資產規模為5,770.47億元，較2018年末增加3,548.6億元，增幅159.71%。從風險項目數量看，也有逐步上升的趨勢。2019年4季度末，信托業風險項目個數為1,547個，較3季度增加242個，較2018年末增加675個。2019年，信托業風險項目和風險資產規模顯著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監管部門加大了風險排查的力度和頻率，之前被隱匿的風險得到了更充分的暴露，但不意味著增量風險在加速上升。從環比數據看，2019年4個季度風險資產規模的環比增速分別為，27.39%、22.74%、32.72%和25.14%，環比增速在4季度有放緩趨勢。隨著項目風險加速暴露，預計信托風險資產規模變化將趨于平穩。圖4 2015Q1-2019Q4年信托風險項目規模及風險率數據來源：中國信托業協會，普益標準整理非金融類企業方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為17.40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4.5%；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平均回收期為53.7天，比上年末增加2.0天。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企業應收賬款變成壞賬的風險增加，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存在進一步增長的可能性。5、潛在不良資產市場規模逐漸擴大不論是從銀行不良貸款率穩步上行、還是從信托風險項目規模快速增加，抑或是從全國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規模逐漸增大的角度，都可以看出經濟、金融環境呈現逐步下行的趨勢，可以預見更多企業將面臨經營壓力，不良資產行業的上游市場潛在規模有逐漸擴大的趨勢。2、不良資產的形成分析1、三類不良資產來源2019年，在國內實體經濟杠桿受到調控，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民營和中小企業的融資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的背景下，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均面臨較大的不良資產處置壓力。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銀行不良資產是指處于非良好經營狀態的、不能及時給銀行帶來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難以收回本金的銀行資產，主要是不良貸款，包括次級、可疑和損失貸款及其利息。銀保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4季度不良貸款余額達到2.41萬億，對應不良率1.86%，較2018年的1.83%繼續攀升，處于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較高水平。非銀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非銀行金融機構主要包括信托、證券、基金、保險等機構，由于部分業務存在不符合流動性、安全性、效應性原則的情況，同樣也會滋生不良資產。以信托行業為例，信托業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中不良資產較為集中的行業，原因在于信托計劃多為“非標”債權類型，其本質上比銀行債權資產承擔著更多的信用風險。近年來，信托資金管理計劃頻頻“暴雷”，一部分原因是企業競爭強度加大，財務運作能力受到考驗，管理不善或不合規的資金運作模式促成了一批信托不良資產；另一部分原因是“非標”信托計劃屬于私募性質，在信息不對稱的項目運作過程中，極易滋生道德風險。不過，非銀金融機構類信貸業務的內在較高信用風險，為不良資產行業的發展提供了空間。非金融企業不良資產非金融企業不良資產，主要指企業形成的各類應收賬款壞賬，常見的形式是企業被拖欠的貨款、工程款等。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進入“三期疊加”，去杠桿、調結構持續推進，非金融企業的融資渠道進行了規范化改造，過去大量非合規融資方式導致相關企業出現各類壞賬，從而導致非金融企業的不良資產供給量持續增加。非金融企業應收賬款沉淀形成的壞賬是不良資產的儲備來源。2、不良貸款分行業、區域情況不良貸款分行業情況目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加快新舊動能轉換、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階段。截至2019年底，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果。鋼鐵、煤炭、紡織服裝等傳統產業的“存量”消化進展明顯，同時，高端制造業、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和戰略性產業投資加大，增量明顯。從不良資產的行業分布來看，近年來資產質量風險持續在產能過剩行業積累，制造業、批發零售、建筑和房地產業、采礦業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持續處于較高水平。其中，中低端制造業受國內外需求下降、出口風險增加、行業競爭激烈等方面的影響，企業融資能力下降、生產經營成本增加，以致資金鏈緊張出現違約，成為新增不良貸款的主要來源。同樣的，批發零售業對資金流轉要求高，但由于行業進入壁壘低，且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行業內經營主體資質和管理能力良莠不齊，在宏觀經濟震蕩的背景下，資產流動性降低，風險積聚，易形成大量不良貸款。在中央持續強調“房住不炒”、“堅決遏制房價上漲”、“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的要求下，近年來，住房金融宏觀政策的持續收緊限制了房企資金的循環速度，加之土地拍賣溢價率降低、棚戶區改造貨幣化安置放緩，房企資金來源受限，融資成本上升。2019年，我國房地產市場承受較大壓力，隱性庫存增加，涉房不良貸款規模繼續增加，亦成為了不良資產的重要來源。不良貸款分區域情況從不良資產的區域分布看，由于商業銀行對于各地區差異化的風險分類管理和動態化的業務授信標準，各省市的不良貸款規模和不良率差異較大。總體來看，不良資產規模與經濟總量呈正相關；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不良率較低，信貸投放規模較大。出于城商行和農商行，以及部分股份行地域性特征明顯的原因，國有行的不良貸款地域分布樣本更接近全國不良貸款地域分布的全集。基于四大國有行2019年財報，東北地區不良貸款率顯著高于其它地區，環渤海、中部和西部的不良貸款率較接近，珠三角和長三角的不良貸款率較低。圖5 四大國有行不良貸款率地域分布情況數據來源：各行2019年報，普益標準整理東北地區不良貸款率較高的原因在于落后產能積聚，以及新舊動能轉換速度較慢，導致資產質量下滑。部分企業的債務違約風險事件對東北地區的企業信用造成了較大沖擊，導致融資渠道受阻，融資成本抬升，風險資產化解效率下滑。3、四大AMC公司不良資產分布情況：以華融、信達為例2019年，四大AMC順應國家政策導向，聚焦不良資產主責主業，持續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提升處置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們從2019年報洞察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資產的相關情況，具體如下：收購處置類不良資產區域主要分布在長三角、中、西部地區資產管理公司收購處置不良債務資產總額按照資產包收購來源所在地區不同，可以分為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一直以來，長三角地區是國內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是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主要的信貸投放地區，因而產生的不良資產總量規模較大。不過目前來看，長三角地區不良資產包增速出現下滑，反映出該地區不良資產在加速出清，“性價比”更加突出。與此同時，環渤海地區不良資產有所增多，逐步吸引各類不良資產收購、處置機構進場掘金。從華融2019年資產包收購區域來看，長三角地區是主要的收購與處置區域，來自該地區不良資產包的規模達到506.098億元，同比減少27.096億元，占比達29.4%，同比下滑3.4%，其次為西部地區。我們觀察到，環渤海地區雖然在華融的不良資產收購處置總額占比中排名第三，但是整體增速位居第一，較2018年末增長2.7%，該地區不良資產加速暴露。圖6 2019年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處置區域情況數據來源：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年報，普益標準整理從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019年資產包收購處置區域來看，中部地區成為主要的收購處置區域，該地區不良資產包總額為572.638億，較上年末減少25.748億，占比達28.80%，同比增長2.7%。其次為環渤海地區，占比達24%，該地區不良資產包總額為476.673億，較上年末增加42.078億，同比增長5%。長三角地區不良資產包收購處置總額位列第三位。圖7 2019年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處置區域情況數據來源：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年報，普益標準整理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行業主要分布于房地產業與制造業按照最終債務人所屬行業劃分，AMC機構收購重組不良債務資產大致包含房地產業、制造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建筑業、采礦業等。一直以來，由于房地產業、制造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貸款權重較高，因而產生的不良貸款、不良資產相應較高。以房地產行業為例，疫情沖擊影響下，房企經營受困，資金鏈易發生斷裂，在較高的融資成本影響下極易造成現金流斷裂或資不抵債的情況。2020年以來，已有近百家房企破產，該領域的不良資產業務值得關注。2019年，華融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總額按照最終債務人所屬行業來看，房地產業依然占據主導，該行業收購處置類不良資產總額達1,945.759億，較上年末增長2.353億、占比達51.30%，較上年末小幅降低1.2個百分點。其他行業以534.727億的總額、14%的份額位居第二，制造業以415.662億的總額、11%的份額位列第三位。同時年報數據顯示，采礦業不良資產出現激增，同比增長253.34億，占比同比增長6.6%，說明采礦業借款人公司狀況出現危機。與采礦業相反，水利、環境和基礎設施行業不良資產出現大幅縮減。圖8 2019年中國華融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行業分布情況數據來源：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年報，普益標準整理從信達資產管理公司2019年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總額最終債務人所屬行業來看，雖然房地產業不良資產降幅最大，但是依然以49.3%的高占比位居各行業不良資產總額之首；其他行業以16.4%的份額位居第二；制造業的不良也出現下降，占比位列第三。圖9 2019年中國信達收購重組類不良資產行業分布情況數據來源：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年報，普益標準整理4、疫情之后的不良資產來源2020年，突發的新冠疫情已經、并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影響著國內經濟發展。受疫情影響，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各行業積累的風險將加速暴露。這其中，部分中小企業、局部地區的房地產市場以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領域的風險尤為值得關注。首先，中小企業不良貸款增加。疫情沖擊之下，部分企業，特別是制造業、批發零售業以及部分以外貿訂單為主的中小企業面臨的資金壓力較大，存在積累信用風險的可能。旅游業和零售業同樣由于疫情原因收入緊張，進而對資金流動性造成沖擊，正常類借款存在轉化為不良類貸款的可能性，不良資產行業分布或向消費領域有所傾斜。而監管對于困境中的中小企業“不盲目抽貸、斷貸和壓貸”等政策，客觀上放寬了對于相關行業不良資產的容忍度，可能導致不足球 分析良資產規模有所增長。其次是房地產市場迎來拐點，市場風險提升。近年來，在國家“住房不炒”的要求下，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逐漸趨嚴。而受到2020年突發的疫情沖擊，房地產行業發展和房地產貸款質量不容樂觀。在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的情況下，部分中小房企市場加速出清，2020年以來已有近百家房企宣布破產。與此同時，房企融資成本持續上升，也進一步催生了不良資產。此外，受疫情影響，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進一步加大。近年來，地方政府存量隱性債務到了集中償還的高峰期，在疫情沖擊下，部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短期內的償債壓力增大，流動性風險加劇。同時，疫情期間，部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成為貸款主體，承擔疫情防控應急貸款任務，在增大業務范圍的同時，客觀上也推高了不良資產的形成幾率。3、不良資產的市場格局分析1、不良資產處置格局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國不良資產行業已經形成以五大AMC為主導，地方AMC、銀行系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外資系資產管理公司和其他非持牌機構并存的不良資產市場格局。在2013年以前，不良資產市場的行業格局主要由四大AMC主導。2012年至2016年，隨著各地不良資產的激增，各地區對于不良資產的收購、處置需求愈加強烈，監管適時放寬了對地方AMC的設立條件。不過隨著2017年監管加強規范通道類業務，近年來監管逐步收緊了對于地方AMC的設立批復。截至2020年4月，獲得銀保監會批復開展不良資產業務的地方AMC為57家。地方AMC牌照放開的同時，商業銀行也逐步加入不良資產處置行列。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等五大行已成立AIC，同時平安銀行、興業銀行以及廣東農商行也擬成立AIC。2019年，隨著國內對外開放深入推進，外資資產管理公司加入國內不良資產行業。與此同時，部分民營機構也發覺不良資產市場的巨大潛力，掘金不良資產市場。整體來看，隨著國內去杠桿和調結構深入推進，部分行業不良資產加速出清，不良資產市場格局也逐步由原來的“四大AMC”寡頭市場逐步分化為“5+2+銀行系AIC+外資系+N”的多元化格局，不良資產市場參與主體日漸擴大。預計仍會有機構加入不良資產戰局，推動行業朝著更加專業化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表2 不良資產處置行業格局“5+2+銀行系AIC荷蘭 世足+外資系+N”數據來源：普益標準整理四大領頭——時隔20年，第5家全國性AMC誕生自1999年國務院經研究決定成立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分別對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經過近20年的發展依靠其全國性經營的特許權利、深厚的資本實力和專業化的處置手段，并結合旗下金融機構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四大AMC在開展大型批量不良資產的管理業務上具有先天優勢。2020年3月，中國銀保監會批復同意建投中信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轉型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更名為中國銀河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這是自1999年中國四大AMC成立以來，再次批復成立全國性AMC。與四大AMC背景不同，建投中信由中信證券、建銀投資于2005年共同出資成立，受讓中國老牌券商華夏證券非證券類資產，以資產管理公司的標準進行經營。中國銀河公司官網顯示，中國銀河金融控股有限責任公司是經國務院批準，由財政部和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共同發起，于2005年8月8日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注冊成立。公司注冊資本10,985,813,692元人民幣，其中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出資7,587,901,516元，出資比例為69.07%，財政部出資3,190,969,407元，出資比例為29.046%，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206,942,769元，出資比例為1.884%。根據監管規定，中國銀河轉型期間不得從事金融業務活動，轉型完成后向銀保監會提出開業申請。轉型成功后，中國銀河將成為第五家全國性AMC。后起之秀——地方AMC擴容2012年2月，財政部、銀監會印發《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管理辦法》，允許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設立或授權一家地方AMC參與本省范圍內的不良資產批量轉讓工作。2016年10月，經國務院同意，銀監會下發了《關于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調整了地方AMC相關政策，鼓勵地方AMC發展，允許各省增設一家AMC。2019年12月，銀保監會發布的《關于公布北京市、湖南省、四川省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名單的通知》指出，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長沙湘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益航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分別獲批參與本省范圍內不良資產批量轉讓工作，上述3家地方AMC分別為所在省市的第二家持牌的地方AMC，地方AMC隊伍再度迎來擴容。從業務層面看，地方AMC機構的獲批、擴容，有助于提高各省市不良資產處置服務覆蓋深度，以更加專業的角度從事不良資產處置。未來，不良資產市場格局也將發生變化，不良資產領域內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截至2020年4月，獲得銀保監會批復開展不良資產業務的地方AMC機構共57家。銀行系金融資產投資公司——AIC2016年，為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任務進程，國務院發布《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指出銀行可以設立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2017年8月，為規范商業銀行新設債轉股實施機構的行為，推動市場化銀行債轉股股權健康有序開展，銀監會起草《商業銀行新設債轉股實施機構管理辦法》，AIC隨之誕生。2018年，中農工建交五家銀行系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已正式開業經營債轉股業務。AIC依托母公司的客戶資源與業務優勢，在債轉股業務方面深入發展，其債轉股業務規模將持續擴大，盈利能力將會逐漸展現。外資機構強勢入場2020年1月3日，中國銀保監會公布《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要引進先進國際專業機構，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產處賓果賓果玩法置、專業保理、消費金融、養老保險、健康保險等領域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境內市場。我國不良資產處置業務領域將正式向外資打開，國外金融服務機構可以申請進入中國不良資產業務領域；當中國頒發新的全國范圍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牌照時，對中美申請者的審核條件也將一視同仁。目前，包括高盛集團、KKR集團、孤星基金、貝恩資本等多家知名外資機構，已通過基金、與內資機構合作等多種渠道參與我國不良資產處置業務。2020年初，全球知名投資管理公司橡樹資本全資子公司——Oaktree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完成工商注冊。這表明境外金融機構出資設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已經為期不遠，境外資本投資我國不良資產市場將更加便利。其他機構——非持牌AMC除了目前已經獲得銀監會設立批準的AMC以外，還有大量非持牌AMC進入不良資產市場。2018年市場上便有大量非持牌機構通過設立不良資產投資部門或投資基金，與上游供給方、中游服務商合作，在全國各地收購不良資產包，開展不良資產業務。在我國浙江、廣東等經濟發達省份，從事不良資產處置的民營機構數量較多。非持牌AMC主要包括：由民間資本成立，專門從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如一諾銀華、海岸投資；大型企業集團設立，以處理企業集團內部不良資產為主，如三一重工旗下中鑫資產；從事不良資產清收、并購重組等業務的民間拍賣機構等。2、金融不良債權市場招標情況整體來看， 2019年全年銀行和AMC的招標規模呈震蕩態勢。全年AMC招標規模是銀行的13.5倍左右，鑒于銀行招標規模下降，AMC招標規模上升，反映出AMC加快了資產處置速度。從區域分布來看，廣東省的銀行債權招標最活躍，規模占比超23%；地方AMC債權招標在廣東、山東、浙江等省最為活躍，其中在廣東省的招標規模占比超20%。圖10 2019年1月-2019年12月債權市場招標情況數據來源：普益標準整理銀行債權招標規模同比下滑29.9%，股份行規模較大規模方面，股份行占主。2019年銀行債權招標規模約為1,893億元，同比下滑29.9%。其中，股份制銀行占比45.8%，五大行占比15.1%，城商行占比11.5%，農商行占比26.9%，其他銀行占比0.7%。國有行相較于其他類型銀行，貸款信用較好，保值能力較強，不良債權底層資產相對更好，是其規模占比較低的原因；農商行規模占比較高的原因主要歸結于其擁有較多小戶無抵押信用債，該類債權組成的債權包質量較低，需要較大規模公開招標出售。地域分布方面，廣東省占主。全年來看，廣東省銀行招標規模最大，約為529億元，其次為山東省和浙江省，分別約為275億元和248億元。圖11 2019年債權市場銀行招標類型分布與地域分布數據來源：普益標準整理AMC招標規模同比上升14.9%，四大AMC加快資產處置規模方面，四大AMC占主。2019年持牌AMC招標規模約為25,624億元，同比上升14.9%。其中，信達招標規模最大，占比31.9%；長城招標規模位居第二，占比21.9%；華融招標規模和東方招標規模緊跟其后，占比分別為19.7%和15.3%；地方AMC招標合計占比11.1%。增速方面，信達和長城的招標規模占比略微下降，東方招標規模占比增長最多，地方AMC的招標規模同比上升。2020年初以來，面對監管層呼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回歸主業”，以及面對國內不良資產市場更嚴格的監管，四大AMC在設立2020年工作目標時普遍回應了監管呼吁，以及擬定了優化資產結構的計劃，預計四大AMC在2020年內將加快資產處置速度。圖12 2019年債權市場AMC招標機構分布與地域分布數據來源：普益標準整理地域分布方面，廣東、浙江和山東三省招標規模位居前三。整體來看，2019年廣東省的招標規模最大，約為4,689億元，占比18.30%；浙江省的招標規模約為2,666億元，占比10.4%；山東省的招標規模約為1,952億元，占比7.62%。從AMC類型來看，四大AMC的債權招標范圍基本上覆蓋了全國各個省份；地方AMC的債權招標范圍除西北、東北地區等部分省份之外也基本覆蓋了全國；非持牌機構在華南、華東地區較為活躍。4、不良業務的創新運作模式AMC機構的核心業務是處置不良資產，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協議轉讓或市場競價的方式獲得不良資產，再通過傳統或創新的業務運作模式進行資產處置。傳統業務模式大致可以分為現金催收、貸款重組和核銷等模式，具備低成本、易操作、見效快等優勢，在當前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占據一定優勢。創新業務模式主要包括市場化債轉股、資產證券化、破產管理人、互聯網平臺等模式，能夠達到滿足各方利益訴求，進而提升不良資產處置效率的目的，逐漸成為諸多資產管理公司嘗試的新方向。本文著重關注不良資產處置的創新業務模式。1、債轉股模式概述2016年10月10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及《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正式提出市場化、法制化債轉股，時隔17年后啟動了新一輪債轉股業務。相比于1999年的第一輪政策性債轉股，本輪更加強調市場化。雖然本輪債轉股參與主體較多，包含AMC、保險資管、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銀行附屬機構等，但AMC憑借在不良資產處置領域的經驗積累，在債轉股方面仍然是最有經驗和競爭力的機構。在多樣化處置過程中，AMC都能參與其中，幫助金融行業實現健康積極的發展。AMC通過以股抵債等方式獲得企業不良資產，隨后通過改善企業經營模式逐步提升企業資產價值，最終通過資產置換、并購、重組和上市等方式退出，實現債轉股資產增值。債轉股依靠積極的資本化運作，提高證券化率，推動企業提升資產流動性，同時通過資產價值重估的方式挖掘未上市股權的潛在價值，增厚未來的資本退出收益。對于在上市公司債轉股業務中持有的股份，AMC可以通過二級市場逐步進行減持；對于非上市公司中的股份，退出方式包括其他股東增持、債轉股公司回購和股份轉讓。債轉股盈利方式包括處置收益、重組收益、分紅收入、投資收益等金融服務收入。債轉股模式中，AMC公司是否能有效提升債轉股資產的證券化率，推動未來上市資產價格以及提升未上市資產評估價值，將決定AMC在債轉股業務中是否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債轉股的實操問題地方AMC的優勢在于擁有豐富的地域不良資產接收和處置信息，與區域中各方主體的關系較佳，是市場化債轉股的重要參與主體。從當前形勢來看，債轉股業務潛力巨大，但也存在一定風險，例如吉林資產解散案件。4月15日吉林省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宏運集團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披露，一、二審法院均判決解散吉林資產后，前述兩家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請再審，被最終駁回。從該案件的審判內容中可以看出，地方AMC在處理不良資產的實操過程中存在以下三點突出的問題。第一，債轉股資金占用巨大，融資渠道單一。地方AMC在實施債轉股業務中需要投入的資金量較大，受制于資金監管的相關規定和融資渠道的約束，深入推進債轉股業務的局面難以打開。近期，在吉林資產解散案件中，吉林資產的融資渠道基本源于其股東資源，在資金被大股東剝離后，缺乏拓展新募集渠道的能力，造成業務停止，最終造成解散。第二，債轉股資金時間運作周期長，流動性差。對于地方AMC而言，債轉股業務在所需資金量巨大的同時，占用的運作時間周期較長，動輒5年甚至7年以上，導致資金流動性較差，也增大了地方AMC的資金募集難度。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AMC獲得長久期、低成本資金是開展債轉股業務的關鍵。第三，地方AMC股東未明確界定，股權投資處置存疑。具有國資背景的地方AMC在實施債轉股業務的過程中，業務內涵在暫時性、階段性持有項目股權的處置是否按照國有股權處置相關程序與流程方面存在疑慮。目前，國有股權投資與退出程序非常嚴格，審批程序復雜，且決策人員與業務人員責任較大，降低了部分地方AMC開展債轉股業務的意愿，總體上難以支持大規模擴張債轉股模式。專項債轉股基金模式地方AMC可通過成立專項債轉股基金的形式，拓展融資渠道的多樣性。地方AMC在債轉股的展業過程中需要投入的資金量較大，且資本占用時間周期較長，拓展融資渠道的多樣性是關鍵之舉。地方AMC可尋求與當地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合作，共同設立專項債轉股基金，既能實現資金的有效利用、拓展地方AMC的融資渠道，又能充分發揮地方AMC債轉股的項目經驗和專業人才的優勢。2、資產證券化模式概述不良資產的資產證券化是將不良資產進行打包，并進行分類發行證券產品。歐美等國最早開始不良資產證券化的處置，而利用證券化方式處置不良資產的方式在國內起步較晚，發展速度較慢。最早，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于2005年在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試點施行，但數量少、規模小，未引起市場的持續關注。2008年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該項業務一度被暫停。直到2014年，隨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陡增，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與余額攀升，銀行不良資產處置的壓力與迫切性增強，監管層開始著手重啟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協助銀行處置表內不良資產。2016年2月，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正式重啟，銀行間交易商協會發布《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指引》予以配合。2019年，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機構范圍進一步擴大，試點發行額度再增1,000億元 。2019年11月，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第三次擴圍至20余家金融機構，新增入圍機構包括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郵儲銀行和進出口銀行、渣打銀行，以及貴陽銀行、青島銀行、廣州農商銀行、重慶農商銀行等10余家城商行和農商銀行。AMC做不良資產證券化是突破資產負債表約束，實現真正資產管理的重要標志，也是AMC管理能力輸出的具體表現。AMC是不良資產處置的重要機構，在結構化產品的投資運作中起著巨大作用。截至2019年末，全年不良資產證券化的發行規模為143.49億元，發行總單數為29單。可以預見，未來不良資產證券化將作為銀行處置不良資產、盤活存量的重要工具，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實操模式實務中，不良資產證券化一般有三種模式：第一，銀行將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給AMC公司，由AMC公司作為主導方，委托信托公司設立專項信托計劃進行證券化處理，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產品。商業銀行不參與認購，也不參與資產的清收與處置。第二，銀行將不良資產批量轉讓給AMC公司，同時作為主導方，委托信托公司設立專項信托發行ABS份額。AMC公司僅作為通道參與其中，認購部分次級份額，而商業銀行既要認購次級或優先級份額，也要負責不良的處置與清收。第三，銀行不進行轉讓，自己作為發起機構與主導方，委托信托公司進行證券化處理。在基礎資產的選擇上，銀行一般選擇可疑類的房貸、信用卡貸款、汽車貸款等較為零散的不良貸款，有些銀行也會采取不良+正常類貸款的混合資產池。這種模式下，地方AMC不參與證券化過程。模式展業障礙實務中，不良資產證券化的主要障礙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當經濟處于下行的階段，金融資產中的損失計提規模大幅度增加，特別是不良貸款。不良貸款多來自于信用貸款，由于缺少抵押/質押擔保，回款能力較低，需要進行資產的證券化處理。目前，國內缺乏成體系的不良資產市場化評級制度，無法為投資者和發行機構確立統一的定價依據，同時也缺乏權威、專業化的中介機構，從而影響不良資產證券化和證券承銷等業務的開展。第二，不良資產證券化涉及發行、審批、交易等多個流程，包括不良資產定價和信用評估，每個環節都需要各個監管部門共同參與，行業急需監管層能夠幫助協調。第三，從國內外資產證券化發展的經驗來看，完善的法律法規是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國已出臺《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監督管理辦法》、《不良貸款資產支持證券信息披露指引》、《關于進一步加強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規范性政策文件，但制度細則還需進一步完善。此外，部分會計準則和稅收政策提高了發行機構的發行成本，為不良資產證券化的展業提升了難度。模式發展建議不良資產證券化有助于盤活不良資產存量，是分散金融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手段之一，如需發展好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鼓勵增設專業服務機構，完善評級機制。由于不明確的不良資產證券信用等級將導致投資者信心受到影響，因此統一評級標準，嚴格按照評級機制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化是開展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關鍵。其次，加強信息披露和專業服務。評級機構需要提高參與不良資產證券化流程的滲透程度，發揮專業服務機構的監督作用。最后，完善不良資產證券化相關法律法規。短期內，可針對不良資產證券化單獨出臺專門的指導意見和監管要求，強化發行主體發行資質，規范信息披露制度，限制融資杠桿，建立良好市場約束機制，重點解決抵質押物轉讓過程中變更登記手續的問題,適當放寬次級證券在表內的風險監管權重，逐步推進系統性的制度完善，引導會計準則和稅收準則契合資產證券化的實際需求，降低發行機構的成本，促進不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發展。3、破產管理人模式概述2017年5月10日，銀監會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銀行業金融機構債權人委員會有關工作的通知》提出支持地方AMC“作為中介機構列入法院破產管理人名單”，并賦予其綜合金融服務功能。此前銀監會發文《關于做好銀行業金融機構債權人委員會有關工作的通知》提出鼓勵地方AMC積極參與債務重組，而802號文則給出了地方AMC參與債務重組的具體路徑，即提供綜合服務。作為地方AMC處置不良資產的主要方式，債務重組的本質即涉及司法審判過程，地方AMC可以通過向破產方提供司法流程相關的綜合金融服務，進而介入不良資產的收購處置環節。而《破產法》規定破產管理人可由人民法院指定，或有關部門、機構的人員組成的清算組或者依法設立的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擔任。2017年1月，《重慶市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市屬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擔任破產管理人”。考慮到地方AMC是市場化體制成立的機構，堅守法治化原則，實行專業化運作，能在法院的監督下履行重要職責。為此，802號文明確，為了發揮地方AMC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作用，要積極爭取省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支持，作為中介機構列入破產管理人名單。地方AMC作為破產管理人在破產重整中主要負責兩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破產重整計劃批準前，全面接管破產企業，負責破產企業的整體運營，包括申報債權、清理債權人資產、制定重整方案等；另一方面，在重整計劃執行過程中，地方AMC主要作為破產企業重整計劃的監督方，推進破產企業重整計劃的執行。目前已有湖南省財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國厚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廣西廣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安徽省中安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蘇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機構獲得企業破產管理人資格。業務操作模式地方AMC對不良資產進行債務重組，將根據擬重組企業的實際財務狀況、項目期限、企業信用等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業務操作模式。第一，傳統債務重組。首先，地方AMC對目標企業進行深入調查，充分了解企業的負債情況，并對企業的資產進行估值。其次，地方AMC從金融機構或債權企業處，以公開的方式收購不良債權，并與債務企業進行談判，包含債務重組的模式、重組期限、款項發放等內容，并從債務企獲取抵押、質押或保證等增信憑證。第二，股加貸模式。首先，地方AMC以自有資金或籌集資金為資本，與債務企業展開交易；其中，部分資金可以按照股東借款或向商業銀行委托貸款的形式為債務企業融出資金。最后，項目存續期屆滿之后，通過債務企業的關聯方回購AMC等機構所持有的股權。第三，股加債539開獎號碼模式。地方AMC聯合其他資管公司等資金方共同設立基金，一部分資金承接債務企業的股權，另外一部分資金以融資的方式發放給債務企業。AMC等債權人可以參與債務企業的日常經營決策。模式案例某集團在2012年收購了四家新能源子公司，次年遭遇新能源產業低谷期，四家子公司合計虧損近5000萬，且欠其控股企業13.15億借款，控股企業面臨業績壓力。在該背景下，控股企業希望把新能源產業鏈進行剝離，由此中國信達、信達資本、中建投信托、某集團共同設立了一個基金共15.321億元，以其中7.66億元受讓四家新能源子公司100%的股權；另外7.66億元，委托中建投發放信托貸款給某集團的另一家控股企業。信達資本以股加債的形式設計固定收益和超額收益的交易結構，為某集團剝離不良資產。此間，控股企業通過獲得債權和股權轉讓款，且獲得部分來自于未來新能源資產轉優的超額收益，為后續發展公司主營業務奠定了基礎。4、互聯網處置平臺模式概述傳統不良資產處置中存在產品信息缺失、撮合時間長、大眾投資門檻等問題，近年來，資產管理公司開始大力布局“互聯網+不良資產”，通過將互聯網渠道與不良資產處置平臺相結合，發揮互聯網的價值發現和市場發現功能，減少委托代理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激活處置方、投資方、第三方中介等各類市場主體，將錯配的不良資產在互聯網上進行優化配置。早在1999年，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成立之初就在官網陸續披露項目信息，而隨著國內互聯網行業的快速發展，基于網絡平臺的不良資產交易加速上線。截至目前，主流的互聯網平臺不良資產處置包含提供不良資產催收業務的資產360、數據服務的賴搜網、資產拍賣服務的淘寶資產處置平臺等，這其中尤以淘寶的資產處置平臺最受機構關注。互聯網處置平臺具有傳播速度快、覆蓋面廣、包容性強的特點，機構可以借助數據分析技術對導入的數據進行深度剖析，挖掘不良資產的深度信息，同時可以借助互聯網交易信息平臺查詢并對接潛在的買家或賣家，此外還可以通過線上拍賣提升不良資產的處置效率。整體來看，通過互聯網處置平臺開展不良資產處置能夠更好避免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問題，在很大的程度上進一步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在互聯網開放平臺當中，參與機構與人員眾多，方式與形式多樣，有助于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互聯網+不良資產”模式在經濟新常態下，“互聯網+不良資產”作為一種新興的業務模式，為不良資產證券化提供了全新的處理方法。從平臺的服務屬性來看，可分為兩類。第一，交易平臺是不良資產出售機構通過拍賣網站平臺發布拍賣信息，有意向的客戶通過第三方平臺繳納保證金，通過網上競拍價高者獲得不良資產，此間，交易平臺不負責促成交易和監督交易執行。拍賣網站平臺的好處是利用互聯網的信息傳播渠道，提升不良資產的信息披露程度，降低買賣雙方的交易成本。第二，服務平臺是委托方在網站平臺上發布不良資產招標信息，在競標方中標后，網站平臺負責促成雙方的信息交流與資料交換，如果競標方不履行義務，則網站平臺進行電話催收。在此流程中，網站平臺可利用大數據分析，實現精準化催收和處置，促成交易，為用戶提供較多服務。目前，中國信達與阿里巴巴共同打造的虛擬互聯網平臺受到業界普遍關注。信達資產管理公司與阿里巴巴建立了戰略合作，搭建線上“信達不良資產小鎮”實施招商，引入線上資產服務商，提升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信達與阿里巴巴通過互聯網合作，發掘特定的社會資源，更大限度地提升不良資產化解盤活的效率。在互聯網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信達借助于互聯網平臺進行資產轉讓處置的營銷推介，最大限度地突破傳統不良資產處置時受制于信息不對稱、資訊傳播率不高等局限，發揮了互聯網平臺跨越時間和地理界限的優勢。通過互聯網平臺，信達實現了資產處置過程的公開透明，有助于其召集更多參與者、實現資產價值最大化、創造新的增值服務和經營模式。綜上所述，互聯網與不良資產的結合為不良資產管理行業帶來了更多機遇。在互聯網的輔助下，利用數據的豐富性和信息公開的及時性，AMC機構能夠獲得處理不良資產的更優方案。未來，通過互聯網實現不良資產證券化，可解決資金流通緩慢的問題，拓寬信息發布渠道，降低交易成本。5、傳統與創新模式的比較隨著“5+2+銀行系AIC+外資系+N”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競爭日益加劇，資產包收購價格呈現出整體走高趨勢。資產包價格的上漲，導致資產管理公司收包成本增加，利潤空間被壓縮；資產管理公司僅依靠批量轉讓、委托處置等傳統不良資產處置方式已不足以維持業務的長遠發展。不良資產管理領域的傳統處置模式已普及，目前行業較缺乏不良資產高端集成服務商，即能夠結合整個不良資產管理業務體系，從不良資產如何從銀行出表、如何評估、如何通過銀行內部核準，到后續募集收購資金、設計產品結構，再到后期處置、運營、重整等體系，以及在物業抵押物方面能夠整合開發商、運營商等相關領域的資源，能夠依托專業技術和配套資源提供全套不良資產管理的產業鏈服務。當前環境下，只依靠傳統模式的不良資產處置業務已不能適應市場需求，采用多元化、創新模式處置不良資產是AMC公司當前急需思考，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表3 不良資產處置傳統及創新模式優缺點對比資料來源：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普益標準整理5、2020年疫情疊加下的行業展望1、不良資產市場空間仍較大2019年以來，雖然政策收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不良資產規模繼續上行的態勢，但存量消化效果并不明顯。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持續增長，關注類貸款一直處于增長狀態；信托、證券、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部分業務同樣存在不符合流動性、安全性的資產，易滋生不良資產；在經濟下行、貿易摩擦等因素的影響下，企業經營壓力增長，償債能力堪憂，應收賬款回收難度上升，部分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逐步沉淀形成的壞賬或將繼續增厚不良資產規模。展望未來，不良資產的市場空間較大，資產管理公司處于業務發展機遇期。一方面，疫情影響下，中國經濟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市場積累的風險逐漸顯現，不良資產或將逐漸加快形成的速率，不良資產供給量有擴大趨勢。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國蔓延，為避免人口大規模流動和聚集，我國采取了居家隔離、延長春節假期等防控措施。疫情狀況打斷了中國經濟的弱企穩趨勢，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經濟增長趨緩，產業結構轉型陣痛持續，不良資產規模或將繼續處于高位水平。另一方面，金融監管從分業到統一，在監管趨嚴背景下，金融亂象受到重點關注，套利空間縮窄，由此導致金融機構“表內轉表外”模式受到限制，系統性風險加速顯現，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業務運行空間獲得釋放。近年來，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規模維持較快幅度的增長，如何有效化解不良資產存量規模，保證實體經濟的穩健運行，成為當前金融系統亟待解決的問題。以不良資產經營為主業的AMC，在助力宏觀政策調控，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積極參與經濟逆周期調節的同時，從長期來看，迎來不良資產管理業務新的發展機遇期。2、市場擴容，外資入場，競爭加劇12月30日，中國銀保監會發布《關于推動銀行業和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到2025年，不良資產市場進一步健全完善，重點領域金融風險得到有效處置的發展目標。具體來看，《意見》涉及不良資產行業主要有兩點：第一，《意見》第八條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發展不良資產處理主業，允許開展與企業結構調整相關的兼并重組、破產重整、夾層投資、過橋融資、階段性持股等投資銀行業務。第二，《意見》第二十七條提出加大對外開放，支持引進先進的國際專業機構，吸引不良資產處置等領域的外資金融機構進入境內市場。2020年3月5日，銀保監會批復同意建投中信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轉型為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并更名為中國銀河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銀河股東為中央匯金和中信證券，分別持股70%、30%。這是自1999年中國華融、中國長城、中國東方、中國信達成立以來，再次批復成立全國性AMC。短期來看，中國銀河處于業務發展初期，以人才儲備、系統建設、資源積累為主；長期來看，中國銀河的入場將與傳統四大AMC正面競爭，改變行業市場格局。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在美國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中美貿易協議》對“金融資產管理服務”做出專項約定：一是雙方承認在不良債務服務領域存在互利互惠的機會，愿共同在該領域促成更多機會；二是中國應允許美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在省轄范圍申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從中資銀行收購不良貸款。中國在授予新增的全國范圍牌照時，對中美金融服務提供者一視同仁，包括對上述牌照的授予。目前，包括高盛集團、KKR集團、孤星基金、貝恩資本等多家知名外資機構，已通過基金、與內資機構合作等多種渠道參與我國不良資產處置業務。未2022世界盃來隨著相關領域逐漸放開外資進入門檻，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務平臺和更加開放的金融支持政策將會吸引更多的全球頭部金融機構落戶，外資將加速入局。外資進入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在給我國帶來成熟的管理及研究經驗的同時，也將促使行業競爭越趨激烈。市場擴容、外資入場將發揮“鯰魚效應”，外部環境和行業環境的變化使得競爭越發激烈，客觀上將促進不良資產管理行業的經營專業化，服務未來業務的多元化需求。3、豐富市場化處置方式，“互聯網+”作用凸顯2019年12月27日，央行、發改委和證監會聯合起草的《關于公司信用類債券違約處置有關事宜的通知》正式發布。同日，央行授權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發布了多個配套文件，這一系列指導性文件的頒布，對豐富市場化違約債權處置方式提供了一定指導，包括引入具備豐富處置經驗的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信托公司等專業機構，利用其資產處置或訴訟優勢，推動不良債權市場活躍度的提升，提升不良資產處置效率。當前不良資產產生的部分原因是經濟結構的調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所帶來的附加效應。對于AMC機構來說，需要以市場上所有存量不良資產為對象，拓展業務空間，以全局意識、創新思維、投行手段處置運作不良資產，實現有效資產價值提升和無效資產清理退出。在業務模式上，靈活運用不良資產處置、直接注資重組、同業收購合并、設立處置基金、設立過橋銀行、引進新投資者以及市場退出等多元化傳統手段及創新方式，推進問題金融機構風險化解。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化技術給不良資產經營市場提供了新的嘗試和應用，不良資產管理“互聯網+”處置模式興起。不良資產經營主體可依托“互聯網+技術”優勢，充分發揮不良資產經營前臺與業務條線的高度契合的優勢，成為某一領域所有相關業務的全面綜合服務的提供商，并以自身為基礎，搭建閉合式生態圈。通過“互聯網+”，能夠通過發揮互聯網的價值發現和市場發現功能，減少信息不對稱，打通供需方、第三方中介等各類市場主體，將不良資產在互聯網上進行優化配置，能極大提高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中國地方資產管理行業白皮書》是由普益標準、全國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學術機構聯合編寫的第四份針對地方AMC行業的年度發展白皮書，是國內針對地方資產管理行業第一部較為完整和成體系的研究成果，也是國內外了解地方AMC的一個窗口。展望未來地方AMC行業前景，普益標準將依托自身核心技術和現有研究基礎，持續為地方AMC行業發展提供全方位研究服務！【本文節選自《中國地方資產管理行業白皮書》第二章內容《不良資產行業發展分析》